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2001年至今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以来当选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5年以来当选为大不列颠科学院通讯院士。现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巴尔-约瑟夫是以色列犹太人，毕业于特拉维夫著名的希伯来大学，1963年获考古与地理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史前考古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史前考古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巴勒斯坦的旧石器时代文化》）。1967-1970年在希伯来大学考古系任助教；1970年升任讲师；1973年升任副教授；1979年任教授。鉴于他的学术声望，1988年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皮博迪博物馆聘为格兰特-麦克科尔迪（George G. and Janet G.B. MacCurdy）史前考古学教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在美国达拉斯南卫理公会教会大学人类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以及以色列魏兹曼科学院同位素系、化学系、环境研究与能量研究系做访问学者。同时担任以色列、美国、法国等一些专业学会的会员、顾问、主席，并先后担任《古代东方》、《以色列探险》、《人类学》、《世界史前学》、《人类进化》、《地中海考古》、《当代人类学》、《人类进化》、《第四纪科学展望》、《考古学回顾》、《古代》（Paleo）、《史前学》、《欧亚考古、民族与人类学》（俄罗斯）、《圣经考古》杂志的顾问；现任《地质考古》（波士顿大学）、《欧亚史前学》（皮博迪博物馆）联合编辑。
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长期在以色列、近东、欧洲等地进行考古。其研究领域涉及旧石器晚期考古、现代人起源、近东农业的起源、东南欧旧石器考古等。进入21世纪以来，他开始参与东亚和中国的考古，并与中国学者合作探索长江流域水稻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参与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研究。
我很荣幸能参与严文明先生和您共同主持的湖南稻作农业起源的合作研究项目，并有幸参与了2004-2005年的田野工作。在与您一起工作时，您对考古学的执着和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不由地想问：是何原因促使您选择从事考古事业？从何时起您知道您终将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欧弗·巴尔-约瑟夫：我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长大，当我开始懂得阅读时，就对历史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埃及和苏美尔人的历史。接着我认识到，田野考古学家的发现帮助了语言学家判读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小时候，我的家里有几件文物，主要是铁器时代带把手的壶，那是我父亲在距耶路撒冷开车约半小时路程的贝斯·舍麦什土丘（Tell Beth Shemesh）废墟采集到的。1921-1922年，我父亲在美国人办的东方研究学校成为第一批研究考古的学生，现在这所学校已更名为奥尔布赖特学校（Albright School）。后来这所学校停办，我父亲也改行在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部门任职。可以说，最初是我的家庭氛围引发了我的考古兴趣。我开始在我家周围一带寻找古物、符号或刻痕，并开始在的岩石那儿搞起了发掘。在念小学五年级时，我召集了一伙小朋友协助我在一个看似小洞穴的地方挖掘，其实那里并非洞穴，而是一个地下储物室入口。当时我11岁，自那时起我就向往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当我读八年级时，奥尔布赖特（W.F. Albright）的《巴勒斯坦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一书被译成希伯来文出版，那时我已经在我家的周围干起了勘察，并发现了几座犹太人第二圣殿时期或早期罗马时代的石砌坟墓。
欧弗·巴尔-约瑟夫：我很幸运，在小学和中学时期都遇到了好的老师指点。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是研究历史的，教了我很多古代史。后来进入中学，我的一位老师对考古感兴趣，在我15岁时送给我一本有关考古的英文书。但我不是一个学习外语的好学生，当时读英文书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柴尔德（G. Childe）的《古代近东》（Ancient Near East）这本书我还是读了很多。
我在1955年10月到1958年5月服兵役，或许这段经历对我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有更重要的影响。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成为青年运动的一名成员，与来自海法（Haifa）和耶路撒冷的一伙青年人一起去部队。其中有两三个来自海法的年轻人因为参观过卡尔迈山（Mt. Carmel）史前洞穴，对考古产生了兴趣，对史前史也有较多的了解。当时我们驻扎在内盖夫（Negev，以色列南部），经常一起在营房周围采集燧石器，其中还发现有石箭头。
那个年代，我们也住在吉布兹（Kibbutz，以色列人的公社）里。有一天，来自另一公社的一位考古学家做广告，为斯特克里斯（M. Stekelis）教授征聘志愿者发掘卡巴拉洞穴（Kebara Cave），于是我和小组的另外两位成员一起参加了1957年春季的发掘，在那儿工作了一周。当时我们住在距洞穴不远的另一公社，每天上午10点茶歇时，斯特克里斯教授给我们上简短的普及课程，讲述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克罗马农人（Cro-Magnon）和旧石器中晚期的其他变化。
欧弗·巴尔-约瑟夫：我在军队服役结束后，又留在公社一年多，直到1959年夏季才返回耶路撒冷。那时我知道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旧石器时古。可以肯定，我在卡巴拉洞穴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决定。不过当时我认为，后段的研究因为有历史文献参考而来得相对容易，或者说不那么富有挑战性。希伯来大学是当时唯一能够学习考古的地方，特别是史前史。那时，一名本科生必须在两个系注册，我选择了考古学和地质学，我觉得这种组合很好，特别是对理解古代环境的变化很有利。
为了获得更多的考古经历，我拜访了斯特克里斯教授，自愿参加他所主持的在卡迈尔纳哈尔·奥润台地（Nahal Oren Terrace）遗址的发掘。那座遗址的山脚下堆积有旧石器时代卡巴拉文化和纳吐夫文化（Natufian）遗存，也有前陶新石器A和B阶段的村落。第一年，我们在约旦河谷乌贝迪亚（Ubeidiya）一座旧石器早期遗址进行首季发掘。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遗址有150万年之久。在这个令人兴奋的遗址工作是非常好的经历。遗址的地层被详细划分，达45-70级之多。那里发现的动物骨骼和石器非常令人振奋。更令人高兴的是能在三位教授：斯特克里斯（考古学家）、哈斯（G. Haas，古生物学家）、皮卡德（L. Picard，地质学家）的指导下工作。而且学生们也来自三个不同的院系。在那儿我初次遇见了切尔诺夫（Eitan Tchernov），一位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动物考古学家，自此我们开始了长达42年的合作。
这一年快结束时，斯特克里斯教授发现我画石器画得很好，于是邀我和他一起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春季在乌贝迪亚遗址发掘，夏季有机会专门做史前考古，比如在加利利海附近科尔季姆地区进行巨石文化调查和发掘。
当时您作为一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人类进化整个进程中的哪个阶段更加吸引您的关注？
欧弗·巴尔-约瑟夫：我决定要成为一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这个决定与60年代的一系列发现有关，特别是利基（Leakey）家族在奥杜威（Olduvai）峡谷的发掘、人类化石的发现深深吸引了我。但当时因为没有经费支持，我无法前往东非。我跟着斯特克里斯教授继续在卡巴拉洞穴发掘。1964年初次遇见了范德米尔什（B. Vandermeersch），他当时正在卡夫泽（Qafzeh）洞穴发掘。1933-1935年，纽维尔（R. Neuville）和斯特克里斯在这个洞穴中发现了旧石器中期的化石。
是否由于发现乌贝迪亚遗址这个偶然原因，诱发了您对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研究的兴趣？
欧弗·巴尔-约瑟夫：可以肯定地说，乌贝迪亚遗址的发现和第一年在那儿发掘带给我的振奋吸引了我，再加上当时玛莉·利基（MaryLeakey）和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的来访让我意识到这项工作有多重要。虽然在1960年代尚不知道这个遗址的确切年代，但它与奥杜威峡谷BedⅡ在类型学和石器技术上的关联引发了我的想象和思考。这里我需要指出，那时第四纪的起始年代被定在66万年前，这主要基于阿尔卑斯山冰期序列得出的结论。到了1969年，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么短的年代框架不准确，海洋同位素数据与米兰科维奇（Milankovich）计算结果之间的相互印证，开辟了一个验证年代框架的新方法，使长距离之间的对比成为可能。作为一名学过地质的学生，所有这些科学进步都使我对气候变化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长期影响了我对其他史前历史事件的解释。
据我所知，您一面在乌贝迪亚遗址发掘，一面撰写您的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的学位论文。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欧弗·巴尔-约瑟夫：从1967年到1974年，每年夏季我和切尔诺夫一起在乌贝迪亚遗址发掘。这个项目由以色列科学与人文科学院资助并主持。在炎热潮湿的夏季结束时，我们通常转移到哈尤尼姆（Hayonim）洞穴发掘。我们在那儿每季只发掘三周。一方面是乌贝迪亚遗址的发掘促使我思考有关旧石器早期和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与艾润思伯格（B. Arensburg，体质人类学家）和切尔诺夫一起开始发掘哈尤尼姆洞穴，这使我有机会接触遗址上层包含的纳吐夫文化遗存（距今14500-11500年）。当时我就觉得同时做两个题目很有趣，可以促使我思考史前时期的更多问题。我写的有关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的学位论文与纳吐夫文化很好地联系了起来，因为这些狩猎-采集者是纳吐夫人的祖先。当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时，似乎看到这种双重性的持续关注主导并决定了我的事业。
您是否觉得同时展开两个不同时段的研究对您的学术进步很有利？或者说这实际上使您的研究变得肤浅？
欧弗·巴尔-约瑟夫：我认为我很幸运能开展这种“双向学习和研究”。首先是当时我还年轻，其次是在网络时代以前，当时田野工作很少，发表的文章也少，这意味着我能跟踪大部分旧石器早期和近东旧石器晚期的英文和法文文献。后来，以色列、约旦、法国新一代的考古学家陆续介入，要做到这一点就相对困难了。
在那些年，我学会了如何把握两个不同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同时感觉对文献掌握也相对顺畅。1970年代末，我参加了我的朋友范德米尔什主持的卡夫泽洞穴（旧石器中期）的发掘，并开始了黎凡特（Levant）新石器时代的工作。不论是对旧石器中期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我都成功地保持了一个开放的思路。后来，当我对中国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文化开始产生兴趣时，我也采取了这样一种开放的学习方式。
欧弗·巴尔-约瑟夫：生活中某些事情的发生源自突然的灵感或纯粹的偶然。1964年我认识了范德米尔什，那时他初次来到以色列，并于第二年开始在卡夫泽洞穴发掘。那时我们常常到彼此的考古工地互访，我们在哈尤尼姆洞穴奥瑞纳文化层和纳吐夫文化层下面发现了莫斯特文化层。在与艾润思伯格一起发掘洞穴时，我同时注意到了尼安德特人人骨遗存和早期现代人遗骸，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卡麦尔和卡夫泽洞穴发掘中发现的。后来在卡夫泽洞穴又发现了一些早期现代人，我对这些问题就更熟悉了。不过我研究的动因更多地是出于好奇，而非对生物进化感兴趣。
1968-1972年，我和范德米尔什一起学习、共同研究纽维尔和斯特克里斯1933-1935年在卡夫泽洞穴发掘出土的石器。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与范德米尔什之间建立了友谊。这批石器的一部分被希伯来大学史前学系收藏，另一部分收藏于耶路撒冷古城洛克菲勒博物馆。1967年六日战争（Six Day War）以后，耶路撒冷古城归属了以色列，此后这部分藏品就比较容易看到了。
1973年，我参与范德米尔什的工作，只待了几天，就这几天让我揭开了原发掘者纽维尔1935年所做的文字描述与所绘图之间的谜团。1977年我参与了他所主持的整个发掘，与整个工作小组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接下来参与了1978年和1979年的整个发掘。在这段时间，我在自然地理方面得到很多训练，同时开始对地层学发生兴趣。我们之间有很多讨论，最后写成了一篇比较塔班（Tabun）洞穴和卡夫泽洞穴的小文章，提交给1980年6月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一次黎凡特（Levant）史前文化会议。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卡夫泽人的年代很可能是10-8万年前。这个结论得到切尔诺夫的认可，他认为小型脊椎动物化石也暗示了近似的年代。
为了读者能理解，我在这里还需要作些说明。当时，在以色列斯库尔（Skhul）和卡夫泽洞穴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被认为属于原始克罗马农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直接祖先。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的祖先，并且有生物学上的联系。虽然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这个观点，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斯库尔洞穴和卡夫泽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不会早于5-4万年。我们的研究表明，近东当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很可能晚于“原始克罗马农人”。
当时，所有参加里昂会议的人都说我们错了。为了证实上述观点，我们选择了一个新遗址进行发掘，即1982年在卡巴拉洞穴的发掘。1983年，在这个洞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并立即请法国科学院的瓦拉达斯（H. Valladas）对卡巴拉洞穴和卡夫泽洞穴的莫斯特文化层进行热释光测年。1987年，我们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研究结果，证明卡巴拉洞穴尼安德特人的热释光年代为6-5万年。一年后，又一篇文章在《自然》发表，给出卡夫泽洞穴的热释光年代为9.2±5Ka BP。证明我们1980年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就我个人而言，对复杂地层进行测年比我们原来的计划更进了一步。在卡巴拉洞穴发掘伊始，我们就邀请了法国科学院的梅纽（L. Meignen）来研究该洞穴出土的莫斯特文化器物，后来又邀请希伯来大学的哈佛斯（E.Hovers）研究卡夫泽洞穴范德米尔什发掘出土的石器，与希伯来大学的贝尔福·科恩（Anna Belfer-Cohen）一起，对两座洞穴出土的旧石器晚期遗物进行研究。我依旧保持对旧石器中期综合研究的兴趣，综合考虑地层学、年代、每平方米出土器物的密度和自然遗存占有程度等问题。
最后我与梅纽一起组织发掘了哈尤尼姆洞穴，在距今22-14万年的地层发现了莫斯特早期文化层。在田野中，我们实行一种多学科合作的工作方式，即每个参与研究的成员都必须参加田野发掘，其中有地质学家戈尔德伯格（P. Goldberg）和拉维尔（H. Laville），矿物学家维纳尔（S. Weiner），考古学家梅纽、贝尔福-科恩和我，动物考古学家斯提纳尔（M. Stiner）和切尔诺夫，人类学家艾润思伯格、提利尔（A.M. Tillier）和范德米尔什。年代测定由瓦拉达斯、莫塞尔（N. Mercier）和施瓦茨（H.P. Scwarcz）完成。
目前有关黎凡特文化的年代学和生物学方面的认识，是否比二三十年以前更加清晰了？
欧弗·巴尔-约瑟夫：尽管这正如我们对每个考古学研究所预见的：“知道得越多，我们所能问的问题也就越多。”但是我相信，现在确实比过去有了更好的认识。最重要的进步在于：我们对这样一个长时段有了很好的年代学框架，并且对我们称之为莫斯特文化的石器工业有了更好的描述。旧石器中期始于MIS7（Marine isotope stages）期间的距今25-22万年前，结束于距今5-4.9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来临之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出现在黎凡特文化阶段的8.5-7万年之间，是莫斯特晚期文化的标志。现代人大约在5万年前走出非洲，带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是莫斯特晚期文化的创造者，因为我们在斯库尔洞穴和卡夫泽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现代人，而占据黎凡特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同样也扩展到了伊拉克和伊朗扎格罗斯山地和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基于对莫斯特文化中期到晚期石器的分析所看到的文化连续性，少数学者进而认为，这些尼安德特人实际上应是当地人而非真正的尼安德特人。但他们并不否认沙尼达尔洞穴1被定义为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就是真正的尼安德特人。另有少数人认为，塔班洞穴发现属于莫斯特中期文化的尼安德特妇女的化石，年代可以早到最后一次间冰期。我的直觉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数据和人骨化石，最终结果应该如我前面所描述的。
欧弗·巴尔-约瑟夫：我的感觉是，这些新问题主要与莫斯特文化遗址的大小和分布以及对动物化石群的解释有关，同时也还需要获取植物遗存信息。目前，只有卡巴拉洞穴发现了植物遗存。当然，还需要解答为何石器制作技术是保守不变的。与中国多数地区不同，好的石料（燧石）在黎凡特地区到处都能得到。我们应当努力寻找莫斯特晚期（距今25-14/13万年）遗存中的人骨化石。我们在哈尤尼姆洞穴的长期发掘得到大量年代数据、人类用火证据以及各类被制造和使用的石器。需要强调，在这个遗址我们称为石片剥离碎片（“laminar debitage”）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即石片工具占绝对优势，但至今尚未发现人类化石。需要加强黎凡特、安纳托里亚高原、扎格罗斯山区和伊朗高原不同遗址之间的比较研究。
这么多年您组织了多学科团队在洞穴发掘。关于这些，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谈的？
欧弗·巴尔-约瑟夫：或许这其中最重要的认识是，每一个洞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在地中海地区，大多数洞穴堆积都与人类活动有关，这意味着当人类还没有在洞内活动时，自然堆积很少，甚至无法识别。然而在北部地区，更新世气候经历了冷暖波动，洞穴内常有自然堆积，或由于洞穴顶部冻溶形成的堆积，或洞外冲进来的沙或黏土。因此，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进行发掘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卡巴拉洞穴和哈尤尼姆洞穴，通常我们有5-10位专家每天在现场工作，其中包括地质考古学家、动物学家和石器分析专家、考古学家，他们全都直接参与发掘。同时，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别的专家来现场工作1到2周。比如年代学研究方面的专家（碳十四、热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等。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会一次次地停下来，大家全都站到探沟前面，或发掘区内，针对各类发现进行分析讨论。因为对出土骨头和人工制品的首次登记和分类是在现场，这类讨论不仅可以帮助大伙对洞穴堆积形成过程有个总体了解，而且可以对文化现象有个初步解释。现场所做的最重要决定是对地层单位的分析和定义。洞穴堆积时常由一系列的透镜体堆积组成，这些堆积并未覆盖洞穴内的整个活动面。所以，当我们查看可以识别的地层时，要弄清楚哪些透镜体应该划在一个地层单位，而且要在全体队员中达成共识，这就显得非常关键。这种现场讨论和决策，对我们发表卡巴拉洞穴和哈尤尼姆洞穴遗址的原始报告和目前正着手编写的最终发掘报告都很重要。
欧弗·巴尔-约瑟夫：在沙漠工作相对容易些。当你做田野调查时，可以通过地面散落的文物发现遗址。遗址一经确定并在地图上定位，通常我们会按照1×1米或0.5×0.5米的网格采集文物。接着在一个几平方米的面积内试掘，看看下面是否有遗存。如果确实有相关遗物埋在下面，我们会继续发掘。
我在西奈（Sinai）沙漠所做的多数田野工作都与抢救性发掘项目有关。因为那片很大的区域被用作训练各种部队，或用来发展对当地民众有利的项目。从年代上看，我在那儿发掘的所有遗址都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我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一些各自独立的小规模石片工业遗存。我们用筛子收集所有文物，甚至能将石片一个个复原贴回到石核上，通过利用这些方法来观察古人废弃物的分布情况。这些遗址的年代大多在距今3.5-2.8万年范围，而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年代大多分布在距今1.3-1.0万年范围。
我们在西奈南部发掘了几个遗址，至多250平方米，我们确认所发现的那些圆形建筑是冬季营地，而西奈山谷小山顶上大片的开阔地是夏季营地。在前陶新石器时期（前8500-前6200），我们在当地贝都因人的遗址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他们也有冬季和夏季营地之分。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在描绘古人社会经济蓝图上迈出的第一步。在一个边缘区域，最初狩猎-采集者与种植者同时生活在这个地中海东岸地区——下一步应该是跨入谷物栽培与驯化的核心区。
欧弗·巴尔-约瑟夫：由于我喜好同时展开两个时段的研究。当我针对旧石器中期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已经涉及了不少新石器领域qy千亿体育官方网站的研究。我从地理学角度认为，与其去寻找一个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长期发掘，倒不如从新石器遗址的分布图入手，即寻找那些年代范围在距今11500-10500年（经校正的日历年代）、我们称之为前陶新石器A和年代范围在距今10500-8200/7800年，前陶新石器B阶段的遗址。这个定义源自肯雍（K. Kenyon）1952-1958年在杰里科（Jericho）遗址的发掘。
我发现，从边缘地带入手更易于理解种植者居住的村落。我希望有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或者说聚落的视角，来感受新石器居住地（属地）的概念。我开始在西奈沙漠和干旱区域工作，发掘了几处狩猎-采集者的居址，有房屋基址、猎杀的山羊、羚羊和一些鸟骨，包括春季从欧洲向南飞行、途经地中海迁徙而来的鹧鸪（quail）。从1971年到1980年，我和我的学生、同事一直在西奈工作。后来转移到约旦河谷，在那儿开始了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PPNA）遗址的发掘。
从1982年到1986年，由于经费的原因，我们在那儿的发掘中间停了几次。当时文物部门让我重新开始在死海附近、约旦沙漠一个叫纳哈尔·赫马尔（Nahal Hemar）的小洞穴进行发掘。这个洞穴是为户外举行某种仪式而建的一个储藏室，器物类型和年代数据显示它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PPNB）。一方面我体验了早期农业遗存，另一方面发现了一个祭祀场所。同时，在这些农业聚落之外又看到了狩猎-采集者的遗存，由此开始对如何勾勒黎凡特地区，甚至以外地区新石器时期更大的蓝图产生了兴趣。所谓的黎凡特以外地区主要是指安纳托利亚。黎凡特的农民移居到那里，或者迁移到高加索南部，因此那里有来自黎凡特的“农业因素”。简而言之，我开始着手撰文分析，或试图阐释黎凡特地区的农业革命：种植与家畜饲养（如山羊、绵羊、牛、猪等）起源的动因。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激发了我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个阶段的文化进程的兴趣。
欧弗·巴尔-约瑟夫：在西亚工作多年后，我有一个机会访问中国。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徐钦琦教授邀请维纳尔（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院教授）、戈尔德伯格（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和我研究北京周口店遗址的用火问题。我们在1996-1997年开展了这项工作，结果发表在1998年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1999年，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会议上汇报了这项研究成果。会后我们去安徽。我们去参观遗址时需要步行穿越一片收割后的稻田，这引发了我想了解中国农业起源的问题。当时，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我已经对西亚地区的农业有了相当了解，因此我想或许可以通过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田野工作帮助我了解更多。也没准儿，基于我长期研究的经验，或许能对中国的史前研究作点儿贡献。
2000年春，北京大学的李水城教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转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听说他是与马尼士（MacNeish）合作在中国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掘团队的成员。通过焦天龙，我们见了面，并一起讨论我去中国参与探索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的可能性。当时，我参与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焦天龙恰好进入论文选题阶段，他曾研究过中国华南地区的新石器，读博士期间和美国学者一起到台湾地区做过石器方面的调查，并希望能继续做中国华南地区与南岛语族关系的研究。但当时这个选题有些难度。因此，如果我们能与中国展开这方面的合作，对焦天龙的论文选题将会有很大帮助。通过这次会谈，我们初步商定，一方面由李水城教授介绍焦天龙利用暑假的机会前往中国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做初步的考察，与当地考古学家接触，并了解新的考古发现；另一方面，李水城就此项合作的意向征求了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和严文明教授的意见。
感谢你的同事——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和李水城教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前往中国进行稻作农业起源研究。2001年，我与长期合作的伙伴维纳尔和戈尔德伯格再次访问中国。为促成这项合作，李水城教授作了大量工作，并陪同我们前往湖南。在那里，我们与袁家荣先生一起前往湘西北的澧阳平原、湘南的道县和广西桂林市、临桂县，考察了一批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遗址，后来我们（哈佛大学）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得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这以后，我有幸参与了道县玉蟾岩洞穴的小规模发掘。这些你都了解，因为你也是这个团队的成员，参与了发掘，并与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院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碳十四年代检测研究。我们成功地揭示出，玉蟾岩出土的陶器可以早到距今1.8-1.7万年。上述工作引发我重新思考马尼士在中国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所做的发掘和研究报告。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在江西和中国南方其他几个可能的遗址也发现了早期陶器的话，这或许可以解释日本绳文时代早期陶器的起源问题。在西亚有两条主要的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随着土耳其山上积雪的融化而快速流淌，后流速渐趋减缓。中国的河流坡度普遍较缓，流速也较慢，有很多河流穿越这个国度流入中国海，这意味着河流的航行可能很早就出现了。由于保存这些航行证据需要饱水的地层，所以我后来仅在跨湖桥遗址看到保存下来的早期独木舟。应该还会有更早的水中航行证据被发现，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45000年前的人是如何在澳洲出现的。如果陶器制造术在狩猎-采集者之间的传播得益于河流航行技术这个观点成立，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在农业出现前很早就有了陶器，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不必赘言，后来发生的农业知识及产业传播也可能依赖于同样的途径。关于陶器引发出另外的问题，我寄希望于我的中国同仁能够解决，如早期陶器的用途是什么？它们是用来制作某种特殊液体的呢？还是用来储存种子的？我们还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新石器早期的陶器主要是用来做饭的。
对中国南方和北方出土的旧石器晚期陶器研究，激发了我对下列问题的关注：野生植物的栽培（如粟、稻）是为什么？它们是如何、在哪儿、何时发生的？系统的栽培导致了驯化植物类型的出现，人类大多数导致经济变化的技术革命发生在“核心区域”。基于我们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了解，核心区可以是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其中，城市和乡村居民间有着持续的交流，整个画面就像是马赛克。也就是说，某些地方（城市或乡村）发展得快，某些地方发展得慢些。
去年我与你的同事王幼平教授商议，共同完成一本关于中国新旧石器的手册，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这能够让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尽快熟悉西方学者通常使用的描述器物类型特征的学术术语。
所有这些都带给我很大兴趣，去关注中国南方和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研究。我相信，对中国石器工具的研究，可以挑战西方学者试图从环境变化的角度解释石器工具形态和制作技术变化的概念。
欧弗·巴尔-约瑟夫：如果我们想理解全球性人类进化的话，有几个问题非常重要，下面是整个世界史前研究正忙于解决或者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个主要问题是180万年前的人类扩散（dispersals）。所有可以得到的人类化石证据显示，人类进化的第一步发生在非洲。少数观点认为，东亚地区是早期人类另一个可能的起源地，但这个假设由于缺乏好的年代数据和早期石器的证据而不能被证实。非洲发掘的一些遗址已有详细报道，由此使得非洲起源说在实证方面有着更多的权重。在欧洲和西亚，近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显示：近年在格鲁吉亚德马尼瑟（Dmanisi）发现的几具早期人种，是直立人或更早的类型；匠人
（ergaster）仅为177万年。而非洲发现的人可早到190-180万年。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Flores）岛发现的弗洛雷斯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古人最早从非洲走出？或者他们后来有了亚洲直立人的介入？
当我们检讨现代人的出现这个问题时，有关现代人迁徙或扩散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分子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均证实，现代人的祖先首先出现在20万年前，然后从非洲向外扩散。由于欧亚西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开始于5万年前，使得这个故事变得不再简单。关于这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看法，某些学者认为，石器技术上的主要变化在南非早期文化中已奠定了基础。另有观点认为，这些在5万年前突然发生的变化应归于人类神经系统的变化，但这还无法从人类化石上得到证据。在西方学者中展开的关于“现代人行为”（Modern behavior，西方有些学者把艺术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人类行为称为现代人的行为）的讨论也使得关于现代人的问题更趋于复杂，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关于“现代人行为”文化属性的讨论。从技术角度入手应该相对容易。比如，当时已开始首次系统使用贝壳、牙齿、骨头和象牙制珠子和挂件。同样，在早期狩猎-采集者中已开始使用骨器和角器，并进行刮、削和抛光的处理。另外，多数学者同意梭镖等一类投掷工具也起源于那个时期。在这些发明中，没准儿还包括制作温暖的衣服，使得狩猎-采集者可以跨越北界而能在北极存活。
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些发明导致了人类向美洲殖民。这一切是怎样、又是何时发生的呢？依然悬而未决。我们知道，智利南部有个1.2万年的蒙特维尔迪（Monte Verde）遗址，似乎东北亚的殖民发生在末次冰期（LGM）前后。
在晚更新世，整个世界被狩猎-采集者占据，接下来的几千年时间里，我们看到，在世界几个出现农业社会的地区：中国、西亚、墨西哥和后来的非洲，种植者不断扩张，最终导致狩猎-采集者人口下降。我们想知道，为何人们采用耕作的方式？中心在哪儿？农业这种模式是如何扩散的？某些区域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这种系统的研究，而其他区域还在试图寻找考古、植物考古和年代学方面的基本信息。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0年1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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