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千亿球友会app摘要：在1959年《党内通信》中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断，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性观点。以农业机械化为中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契合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初构想和求索，内含严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且蕴含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着力解决根本矛盾以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法论意涵。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兼顾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寻找根本出路。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习特别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是要全面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措施，让农业、农村、农民和整个国家一道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机械化是重要的基础支撑，以至于“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此，早就明确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面临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习进一步强调：“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可见，农业机械化议题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始终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仅能够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物质装备与技术支撑，更能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推动农村发展转型上带来根本性变革。实际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正是从农业机械化开始的。
作为当时我们党的集体的核心，非常重视“三农”工作，特别是提出并领导推动农业机械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深厚基础。围绕农业机械化形成的一系列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索和追求。国内学界很早就意识到，农业机械化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壮举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一个对全局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问题。对农业机械化的认识，是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围绕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论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形成渊源和理论贡献。二是关于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合作化、城市工业化等命题的复杂关联。三是关于提出农业机械化的战略考量及其意义。尽管已有大量文献阐释了农业机械化思想，但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一方面，一些研究开展的时间较早，讨论多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背景出发，或从党史、思想史等角度展开，缺乏将理论阐释与当下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另一方面，相关研究重在讨论农业机械化论述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含义，在其内在逻辑和现实价值方面则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围绕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系列论述，力图呈现中国人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初构想和早期探索，剖析其内在逻辑的多重面向，并为当下实践提供启示。
筑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生动场域，而农业机械化则是这一生动场域中的最立体情境。深刻理解农业机械化早期探索的内在逻辑，对于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959年4月，在向全党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中，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内核，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期探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的视野中，为什么会将农业机械化视作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局中最为重要的根本问题呢？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近代以来，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和迫切愿望。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国内外严峻形势也迫使新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初始资金积累，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显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掠取他国资源的工业化道路，抑或一些小国通过依靠大国援助的工业化道路，都不适用于初生的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工业化基本方针，选择效仿苏联实行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然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发展面临诸多限制，尤其体现为当时极为落后的农业生产无法为全国供应充足的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和各类工业原料。
虽然我国农业生产在1949年后迅速得以恢复，到1952年恢复到较高水平，依然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27.8亿斤，人均粮食产量为570斤，而同期美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为1775斤，苏联为1138斤，法国为819斤。同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也从1949年的370斤迅速增加到444斤。由此可见，即使经过了几年生产恢复，农业剩余依然处于十分有限的状态。除粮食外，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产量同样面临类似情况。而出于应对可能出现的灾险，广大农民普遍存在惜售思想，供应市场的农产品非常有限。1953年是我国实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对农产品供应的需求大幅增长。为应对粮食供不应求的状况，党中央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推行计划收购与统一供应、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统购统销政策，暂时缓解了工农业增长不一致、工业发展受农业制约的状况。
然而，这并非根本办法，落后的农业生产水平严重阻碍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和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化发展，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要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彻底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首先就要变革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落后，在直观上表现为农产品产量较低，在深层次则体现为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如极少应用农药、化肥等各类农资以及新式农机农具等。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推进，克服了农民小规模土地私有制的束缚，大规模进行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式农具和积肥、杀虫等农业科技，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1955年7月，在召开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应加快农业合作社步伐，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顺利进行，他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层面提出了机械化问题。在看来，“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 机械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思考系统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措施，其中就包含“农业机械化”的思考。1937年，在《矛盾论》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 这时将“农业机械化”“农业集体化”放在一起考虑。实际上，此时他依然认为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将生产关系作为当时阻碍农业发展的首要方面，必须首先进行生产方式变革。1943年10月，指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封建剥削关系，在经过第一个革命即土地革命后，还要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将劳动力都组织在个体经济为基础、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即使生产工具没有根本上的变化，生产也可以大大提高”。可见，在此时的看来，“农业集体化”更为迫切，而“农业机械化”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随着认识的深入，后来又逐渐将“农业机械化”视为与“农业集体化”同等重要的问题。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强调，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也即是说，此时已经设想，通过“机械化”和“集体化”改造农业和组织农民，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分散性局限。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的开展，将“农业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到更为重要的层次。1953年10月，指出：“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现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他认为，合作化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但大规模农业生产则需要以“农业机械化”作为条件，或者说，“农业机械化”是“进一步搞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1954年6月，在对宪法草案作说明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可以看到，在绘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是将“农业机械化”同“社会主义化”一并作为农业发展进步总目标而提出的。
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进一步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可以看出，主张的“机械化”不仅是农业的机械化，还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机械化，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根本意义。首先，农业机械化取代重体力活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前提。1956年10月，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依然主要靠体力劳动的情况，只有农业机械化才能造成根本性的变革。其次，农业机械化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前提条件。1959年12月，指出，“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在看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都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条件，都要重视。
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并考虑，在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的思考和探索中一以贯之。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追求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从而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也追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稳步实现农村现代化。而“农业机械化”，正是二者进行传导的核心环节，即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农业产量，同时降低农业劳动投入，促进农村其他非农产业快速发展。
强调要充分应用包括机器在内的一切现代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在1959年《党内通信》中谈“机械化问题”时，明确强调：“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两个月后，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进一步强调：“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1963-1972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用20至2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革”目标，要求“充分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成就，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里存在认识的转变过程，即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机械化不仅仅是应用在人力不足的地方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也可以应用在其他地方通过改善经营效果（如深耕、抢农时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效率提高后，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谋出路，探索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成了思考的重点问题。1955年，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收录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撰写按语时，谈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对此，农业合作化之后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主要地还是在农村”，即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即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还进一步提出，机械化以后，劳动力会大量节省，依然不用担心出路问题，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这意味着，在看来，农业机械化后，随着耕作的更加精致、农村生产规模和劳动范围扩大以及经营部门增多，不用担心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并非在农业本身，而是主要在于就地就近拓展更多农村非农产业，即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的构想中，农村副业（即非农产业）将来在农村中的比例会愈发扩大。“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可以认为，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推动实现就地就近的农村现代化，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构想的一幅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而这幅图景中的“题眼”，正是“农业机械化”。
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重要论断并以农业机械化为着力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内含严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包括应用现代科技与注重精耕细作传统相结合的历史逻辑、国家支援与地方自办相补充的主体逻辑、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推行的时空逻辑以及全方位覆盖农业生产各部门各环节的整体逻辑。理清这些内在逻辑，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相关思考的系统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农业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并积累了以精耕细作为突出代表的丰富的农耕技术体系。认为，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同时，必须注意同原有技术工具相结合，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精耕细作传统相结合。
一方面，注重“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克服片面求新求大的偏向。1958年3月，特别向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提出要求：“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可见，十分注重农业机械化要同中国农民文化实际、同中国农业经营状况实际相结合。1959年底，又提出：“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他主张农业机械化要与“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同时进行，迅速有效改造农业。
另一方面，注重现代农业科学与传统农耕技术相互补充。中央、国务院在1962年12月批转的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会议的总结中强调：“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一定要同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定要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农业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各有其目标侧重，既要加快应用现代技术，也要将传统技术发扬光大。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通过注重精耕细作可以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他还根据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总结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58年11月，提出，“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得要死。”此时，已进一步明确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减轻农民劳作负担放在一起考虑。
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的一贯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推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同样十分注重这一点。1966年2月，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文件。对此，给的信中专门指示，“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多争取一些农业机械制造权，…一切统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 1966年7月，中央在湖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农业书记和计委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这是中央首次召开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会议，会议根据批示精神，讨论研究了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小型为主、农业机械的购买以集体为主的“三主”方针的具体措施。
此外，为加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协调工作，还亲自提议设立农业机械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来兼任部长，在其督促和关怀下，1959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的决定，高兴地指出：“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对于农业改造问题，非常注重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推行。1954年12月，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预计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先于一九五七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的合作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再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将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可以发现，这一思路并不能被简单概况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其中前两个五年计划内并非不搞机械化，而是力所能及地实施技术改良和部分机械耕作，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放在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是在于给机械工业的发展预留一定时间，以满足装备农业的需要。并且，在大规模机械化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客观情况下，使农业合作化先行起步，能够尽快缓解粮食供需矛盾。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械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而对于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时间，也进行了系统思考，“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按照的指示，1966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确认了“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作了规划和部署。直到1977年1月，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仍在要求进一步修订和落实农业机械化规划，以确保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虽然后来由于“机械化”内涵的发展和要求的提高，这一目标并未作为实际指标，但在这个时期，中国对推进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绘制了系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取得了重要成绩。
在对农业发展的认识上，十分注重“大农业”观念。一是既强调粮食生产，又十分强调“农林牧”三结合。1959年10月，在专门就发展畜牧业写的一封信中强调，“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二是提出了农业内部平衡和农业布局的问题。强调农业是个整体性问题，需要利用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他还强调要从整体布局出发作计划，要求实现农业内部各部分的平衡，即“农、林、牧、副、渔的平衡”，明确提出“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
对如此庞杂的农业生产系统，农业机械化是实行技术改革的中心问题。1962年12月，在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会议的总结中提到，“农业技术改革，中心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又说：“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大农业，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小农业，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一定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还有水利化和化学化（化肥、农药），还要有与这四化相适应的现代科学的耕作技术。”
习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继续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初构想，推动小规模分散农业向大规模现代农业转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探索主题，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对此倾注了极大心血。在直接推动下，中国通过实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主线的社会变革和以农业机械化为主线的技术变革，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为后来国家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农村现代化建设，他认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要注意避免农业人口过度流向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考察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出路”一词经常被论及，包括“农民的基本出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为农村资金寻找正当出路”，等等，实际上，将农业机械化称之为“根本出路”，不仅在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也在于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即将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抓手。这一实践探索历程，充分彰显了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历史主动性。
在解决好“三农”问题上，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高度，从中国当下基本国情农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出发，顺应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期盼，发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划时代号令，开创性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将建设农业强国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前提条件进行战略部署，强调“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主动开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生动体现了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新起点上继续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认为要聚焦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同步发力，通过实行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两个方针，推动个体小农生产形态实现全方位转型。1954年6月，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改写的一段话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在这里，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技术化”的两个方针对应着发展农业生产面临的两个主要矛盾，即“有计划的增产”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大量增产”同“农业技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后一个矛盾是生产力的范畴，二者都是当时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带根本性质的矛盾”，需要通过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时开展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才能解决。生产关系的改造，使中国农业发展实现了彻底变革，为此后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所有制基础和基本经营体制基础；生产力的改造，则从农业机械化这一核心指征逐步延伸到化学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等综合科技目标，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空间也日益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农村改革的根本着力点在于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必须聚焦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我国面临的耕地资源不足、水资源约束、环境压力、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愈加突出。对此，习提出，要适应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变化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走更加均衡的农业技术进步道路，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之间把握好平衡关系。”着力于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这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以大量资本投入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新时代以来，我国始终注重用改革的办法、市场的手段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有效实现了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整体平衡。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城乡对立；而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追求。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未能有效解决城乡工农关系的问题，中国只能自己探索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十分注重通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强调“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始终要求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实现这一新型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制度条件。对此，习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些重要论断，实际上揭示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深层次症结和最直接体现，指明了改革方向和基本路径，即必须首先着力于在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根本扭转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创造社会结构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标志性特征，就是“繁华的城市”与“繁荣的农村”并存且在发展中良性互动，即工业与城市的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在改革中把握历史主动，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上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面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农业基本盘更加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迫切需要稳住农业生产，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面对这一现实需要，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实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主动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农业农村经济活力助力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底盘。
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人口规模巨大是第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一特殊国情下，农业是近2亿人就业的产业，农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这就决定了，必须始终立足我国国情，探寻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围绕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农村发展进行积极探索，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期探索，艰辛而伟大，其取得的重要成就早已为历史所证明，而其中蕴含的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着力解决根本矛盾以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法论意涵，依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对当下“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和强国建设历史方位出发，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兼顾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寻找根本出路，不断开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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