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位将军，他在授军衔的第二天，就提出了辞职，理由很简单：我本是农民，参军打仗就是为了解救苦难同胞，如今仗也打完了，天下也太平了，该回去继续种地了。
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从农民当上将军，是何等艰难；但要主动脱下将军服，回归农民角色，更是艰难百倍！
甘祖昌将军是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人，出生于1905年3月23日，19岁参加革命，20岁入党，21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多次负伤。
新中国成立后，将军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其实，在未被授将军衔之前，即在1952年开始，甘祖昌就一直提辞职申请了。但上级考虑到他能力出众，久经革命考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新中国刚建立，迫切需要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没有批。
这不，到了1955年，建国后第一次大型“论功行赏”、“登坛拜将”，被授予了少将军衔，甘祖昌更加不安了，一次又一次提出辞职，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
话说，甘祖昌一开始是高高兴兴到新疆军区工作、为国建设的，为什么在1952年后就闹着要辞职呢？并且，在被授将军衔后更加不安、更加强烈地要求辞职呢？
那年秋天，甘祖昌到地方视察，他所乘坐的汽车在经过一座木桥时，木桥突然断裂，车子翻入了河中。甘祖昌因此身负重伤——外伤虽经手术后得以康复，但却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对于甘祖昌的请求，上级当然不肯批准，回复的理由也非常充分：您为了革命落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留在部队才能进行更好的治疗。
那么到了1955年实行军衔制，甘祖昌被授将军衔后，待遇更高了，他也就更加不安，深深地感到，自己为国家贡献是那样少，得到的却是那样多，于心难安，因此不断提出辞呈。
到了1957年，甘祖昌才得偿所愿地辞去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带着家人回归阔别20多年的家乡，开始了29年的“农民生涯”。
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后来也感慨地说：“不当将军当农民，这真是前无古人的稀罕事。我想，这可能是‘甘祖昌现象’吧，只有人才会有这种现象。什么原因？归根结蒂就这么一条，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普通员，始终没有忘记党的宗旨。什么岗位不重要，员能上能下。重要的是岗位要适合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觉得家乡一穷二白，那片希望的田野更加需要他。就这么简单！”
甘祖昌全家十四口人的衣物只装了三个箱子，却带了八只装了六头约克猪、十五对安哥拉兔、十五只来航鸡的笼子。
带这么多的动物，是因为这些家禽家畜都是甘祖昌在新疆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他是一腔雄心壮志，筹备着回到老家后自己创业，造福乡里。
带这么少衣物，龚全珍回忆说，临行前夜，甘祖昌一再告诫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
龚全珍还特别提了一个细节，她说，甘祖昌还专门叮嘱她，“我们到农村去是劳动当农民的，不能像‘托运公司’和‘转运站’一样，大包小包都往家里拿。棉花不能带，老家有棉花，新疆现在需要棉花，被子取出棉絮网套，只带被面和里子。”
龚全珍接着有些遗憾地说：“我就听他的命令了，就都不带了，行李就减少了不少，被子都不要带，就带几件衣服不是很简单。好了，回来了以后，他说买棉絮要购布证，要布票，没有布票，借布票，祖昌他这儿亲戚比较多了，就跟人家借布票。后来就把那被子、衣服都制好。我们全家头5年没有做过一件衣服，所以这个孩子和大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都从新疆带回来的那两件衣服，都是破了又补，补了又补。”
看见母亲在记者面前说起被子的事儿，甘祖昌的三女儿甘公荣想起了什么，说：“我6岁的时候，就基本上懂事了，我看到村里的孩子都穿了新衣服，我就闹着要新衣服，当时，我小也不懂事，就觉得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为啥我没有，才6岁嘛，我就拉着我爸爸的腿，我一定要新衣服，没新衣服就不行，后来，爸爸看到我这种情况，心里也很难受，就找到我妈妈说，唉呀，老龚啦，我们还有一个带花的被面子，你就把它裁掉，给孩子做个衣服吧，后来我妈妈就把那个被面裁掉了，给我做了个新衣服。”
甘祖昌其实是有工资的，他的生活如此俭朴和拮据，是因为他把他当农民后的长达29年时间的工资，全部献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用这些钱来修电站、建学校、办企业和救济贫困户。
龚全珍说：“为了家乡的建设，把他的工资，几乎是绝大部分都拿出来了，我从来不问他的工资，因为我了解他，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把他的家乡建设得好一点。”
从1957年到1986年，甘祖昌在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改造家园，种地养猪，开荒植树，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他每月工资只有330元，这29年的工资十多万元主要是拿出来修路、建水库、造桥等，其中，共建了3个水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
现年93岁高龄的刘可兴，1966年时为莲花县坊楼公社党委书记，当时，他在甘祖昌的带领下建设江山电站，并一起到萍乡运回发电设备，回忆起全公社通电时的欢乐，仍喜不自胜地说：“我记得把电一供，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全公社的人都高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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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沿背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沿背村原党支部书记甘松柏也说：“那个时候3万块钱修了12个桥，现在修一个桥要几十万啦，所以他（指甘祖昌）就是提倡少花钱多办事。”
对于自己的俭朴和拮据，龚全珍说：“祖昌常常对我说，我们要给后代留下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不能给他们留下贪图享受的安乐窝，孩子大了就要靠他们去创造，这样他们在社会上才能有立足之地。”
1985年，甘祖昌病重住院，新疆军区首长派人来慰问，提出要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手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在半昏迷半清醒之间，家属听到他在喃喃自语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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